借区块链版权催生文化产业中国创造(区块链技术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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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均GDP完成从3000美元到5000美元再到7000美元的三连跳，中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大爆发，文化产业也因此迎来黄金发展期，《战狼2》问鼎华语影坛、创造票房传奇，不失为例证。

国家高度重视这一经济结构升级趋势，提出到“十三五”末要把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遗憾的是，文化产业领域始终存在盗版猖獗、侵权不断、维权困难等问题:作为产业灵魂的版权制度，受基础薄弱与数字技术的叠加影响，自引入中国至今一直陷入发展困境，无法有效保护原创者权益，严重制约了精神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可持续供给。

区块链因其去中心、难篡改、可追溯、开放透明等优点，有望解决版权登记这一核心技术难题，从而为版权保护开辟一条新路，使国人的创造潜力得到充分释放。

困境：数字时代版权保护的痛点版权，又称著作权。

现代意义上的版权诞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为了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整体进步而对原创者私人权利的保护。

目前，国际社会的主流认知是版权乃基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产生的一系列法定权利。

它有广狭义之分。

在狭义上，指创作者对作品享有包括发表、署名、修改、保护作品完整等人身权利和复制、发行、出租、展览、放映、广播等财产权利。

在广义上，版权还包括邻接权，其权利主体是作品传播者，客体依然是相关智力成果，权利内容涵盖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权等。

作为调节创作者私人权利和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机制，版权主要通过保护经济权益来促进公益目标的实现:而且绝大多数版权纠纷也是因钱的问题而起。

因此，本文着重从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版权制度的存在依据，由此，也可看出，历次技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引领的数字技术，是如何冲击版权制度基石的:而版权保护又是在哪些方面陷入困境、问题的关节点在哪里。

精神文化产品之所以能作为商品交换、给所有者带来经济回报，是因为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而这又源于其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智力资源和传播资源的双重稀缺性。

在源头阶段，精神文化产品以作品的形式存在，其特质在于创造性，而具备创意能力、能创作出满足全社会精神文化需求作品的人才是少数:在大规模生产阶段，作品经过复制成为产品，这需要机械设备、时间、人力、资金等各方面的投入，不是任意个人可以负担的:在传播阶段，精神文化产品与消费者见面的渠道有限，在数字时代以前基本需要公权力的审批。

以上种种资源的稀缺性赋予了精神文化产品创作者、生产者、传播者用以交换、获取利润的筹码。

同时，精神文化产品又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它们还具有公共产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属性，这类产品一旦创作完成就极易分享，且一个人的使用并不影响其他人消费权益的实现，这就产生了类似“搭便车”的外部性问题。

由此，创作主体的回报与付出不成正比，这会大大影响其创作热情，甚至引发不再创作的极端事件。

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翻拍自网络小说，该文****自耽美网文《桃花债》，事件真相目前还是罗生门，但《桃花债》作者已发表封笔退出耽美界的声明。

这不能不说是读者、是网络文学界的损失。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版权正是对这种外部性的补救措施，通过经济回报形成对创作者的激励，保证社会精神财富源源不断地生产和流通。

从活字印刷到机械复制，印刷机、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等技术及设备的不断更新，已经让我们看到版权保护的主体在不断扩充，从原创者延伸至传播者:权利范围在不断扩大，从原样复制拓展到模仿与改编。

复制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相关设备越来越便宜，技术通过不断冲击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资源，考验着版权调节市场、平衡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权利关系、调整私人权利与社会公益的能力。

今天，互联网开启的数字时代，赋予了普通个人零成本复制、秒速传播的能力，消解了旧时代产品生产与传播的稀缺性，在这种环境下，侵犯版权几乎没有不需要什么代价。

而在维权方面，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沿袭机械复制时代的版权保护方法，即通过版权登记来确认版权所有人，从而借助公权力强制保障所有人的权益，其成本非常高昂。

在我国，为一件作品登记版权需要300元到数万元不等的费用，登记周期一般几个月，可见，注册认证阶段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很高:而一旦诉诸法律，在举证、确权、验证等环节的难度和时间代价又很大:即使最终能够赢得官司，权利人的维权收益也与其付出难成正比。

这种侵权代价极小而维权成本太高的矛盾，成为数字时代版权保护的头号难题。

同时，网络环境下，侵权人数众多且每个人都是匿名的存在，维权对象较难确定:网民习惯了免费享有网络资源、版权意识薄弱，又使上述难题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