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碳交易市场将至，从海内外经验看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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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王合绪 （执业证书编号：S0890510120008）研究助理：缪海超1. 概况：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成为主流趋势1.1. 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碳减排刻不容缓最近20年，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雾霾天气等一系列现象表明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正严重影响着人类未来生存。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并不高，但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煤炭的大量使用，欧洲开启工业革命、进入机械时代。

在1824年，温室效应被发现，即温室气体使得地球表面变得更暖，类似于温室截留太阳辐射，并加热温室内空气的作用，即造成“温室效应”。

温室气体指大气中能吸收地面反射的长波辐射并重新发射辐射的一些气体，当前京都议定书中规定控制的6种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甲烷、****、氢氟碳化合物、全氟碳化合物、****。

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研究数据表明：一、全球气温升高明显，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份，过去五年（2015-2019年）是最暖的五个年份，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连续十年都比前一个十年更暖:二、全球温室气体平均浓度持续上升，2018年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N2O）的全球平均浓度均创下新高，其中CO2为407.8±0.1ppm、CH4为1869±2ppb、N2O为331.1±0.1ppb，分别达到工业化前（1750年之前）水平的147%、259%和123%:三、全球平均海平面呈加速上升趋势，上升速率从1901-1990年的1.4毫米/年，增加至1993-2019年的3.2毫米/年:2019年数据为有卫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而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1951-2019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升温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1980-2019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总体上升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极端高温事件明显增多，降水方面暴雨日数增多。

气候变化不只是简单地影响了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气候或者可监测的海平面上升，它对于整个地球的影响是致命且难以预测的，例如灾害性气候事件频发、岛国沿海洼地被淹没、物种灭绝加速、水资源分布失衡、影响物种分布、加重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剧疾病传播等，均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已成共识。

1995年、2001年以及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分别指出全球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可能性依次是50%以上、66%以上及90%以上。

在2013年《环境研究快报》（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期刊上的研究表明，1991-2011年间发表所有有关全球气候变化主题的12000份学术论文中，97%一致认可气候变暖是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

2019年英国《卫报》报道，发表在美国权威期刊《自然》及《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的三项研究均表明，国际科学界就全球气候变暖由人为活动造成这一结论的共识率达到99%。

在工业化进程中，化石能源燃烧导致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放。

第五次IPCC报告中指出，二氧化碳、甲烷和****的大气浓度超出过去80万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

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已增加了40%，这首先是由于化石燃料的排放，其次是由于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净排放。

2002-2011年间，因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造成的二氧化碳年平均排放量为每年8.3[7.6至9.0]GtC（高信度），2011年是9.5[8.7至10.3]GtC，比1990年水平高出54%。

1.2. 全球碳排放量持续增加，中国成为碳排放量大国，但人均碳排放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基本均已经历碳达峰，中国碳排放仍在“爬坡”，但人均碳排放较低。

中国在1950年的碳排放总量仅有2146.5万吨，在1950年至2013年60年期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增长超过100倍，同期增长速率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

据2015年哈佛中国碳排放报告，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至2012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和欧洲排放量的加总。

在中国30余年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碳排放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碳排放在十余年时间内增长了3倍。

在2010年至2012年间，全球有73%的碳排放增长源于中国。

从碳排放强度的指标来评价国家碳排放水平，发达国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一直呈现降低趋势。

而中国碳强度近30年来，处于下降趋势，且下降速度较快，当前已于印度、俄罗斯持平。

人均碳排放也是被广泛使用的衡量国家碳排放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居于世界第一，但是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仍然远低于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

2013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为2.05吨碳，不到美国人均碳排放量（4.4吨碳）的二分之一。

由于资源禀赋及用能结构上的特征，电热力生产及工业集中用煤、交通领域大量耗油是导致中国碳排放量较大的主要原因。

从资源禀赋上来看，我国呈现出煤炭资源储量丰富但质量较低且分布不均、油气资源相对不足依赖进口、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技术水平领先的特点，为加快经济发展，我国形成了以煤炭为基础，以电力为中心，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全面发展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

从资源使用上，煤炭等燃料燃烧是碳排放量较大的主要原因。

根据BP石油公司的2019年统计数据，中国93%的碳排放来自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其中68%来自于固体燃料如煤炭，23%来自于液体燃料如石油等，9%来自于气体燃料如天然气等。

从行业分布上，电力及热力生产及工业生产产生了较多碳排放。

据IEA统计，2018年中国89%左右的碳排放均来自于电力热力生产（51%）、工业生产（28%）及交通运输（10%）部门，其中电力行业、交通部门碳排放占比随时间逐渐增加。

1.3.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已基本建立，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演变为政治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公约》制定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生效于1993年3月，具备法律约束力，旨在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使气候系统免遭破坏的水平上，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

当前已有190多个国家批准了《公约》、成为缔约方。

《公约》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原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公约》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采取具体措施限制自身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发展中国家则不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控排义务。

《公约》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自1995年3月28日首次缔约方大会在柏林举行以来，缔约方每年都召开会议，当前已举办了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由于疫情原因已推迟至2021年。

《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是《公约》框架下的补充条款，是全球唯一一个自上而下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条约，分为第一承诺期和第二承诺期。

《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并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首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规定了缔约方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的承诺期内应在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基础上减排5.2%。

《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历经较多波折，最终在2012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多哈会议上最终确立，并于2013年开始生效，截止到2020年。

作为第一承诺期的延续，第二承诺期在提高减排力度、灵活机制及其适用资格、排放许可分配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但在法律约束上不如第一承诺期。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伞型国家对待《议定书》态度消极，企图以“吸收汇”和“海外减排”代替国内实质性减排行动，且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

其中美国自始至终没有实际加入《议定书》，加拿大2021年宣布退出《议定书》，俄罗斯、新西兰和日本均声明不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中承担量化减排义务，第二承诺期已经失去了全球减排意义。

《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是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自下而上的国际法律文本，形成了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协定》于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签署，《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了安排，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截止2020年4月1日，《协定》已有195个缔约国，其中189个已提交批准书，温室气体覆盖比例达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