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 - 探路中和：两个四十年的碰撞(中金和中金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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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如何应对碳排放这样一种罕见的超时空外部性，对于全球而言都是一件难事。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困难尤为严重，主要体现在既有的经济增长目标与新增的碳中和目标之间的协调难度更大。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早已习惯了经济增长目标的硬约束。

近些年，伴随着潜在增长率长周期下降，增长的约束虽有所弱化，但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第一要务。

我们预计“十四五”末我国有望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有望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1]。

当前，我们正在给未来的四十年增加一条新约束。

作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我国给出的碳中和时间表也非常明确：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5%以上，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需要说明的是，欧盟1979年碳达峰，美国2005年达峰，各自有71年和45年的时间从峰值走向净零排放。

中国这样一个“30达峰、60中和”的时间表意味着，未来四十年的碳中和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尤其是将会面临比欧、美陡峭得多的中和斜率。

两个四十年的硬约束碰撞之际，如何求得一个交集？我们尝试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对于总量层面的分析而言，最重要的是判断中国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在哪里。

根据我们的测算，这个峰值约为108亿吨。

从结构视角看，最主要是探讨如何实现这样一个达峰、中和目标。

我们在绿色溢价的框架下，以八大高排行业为重点分析对象，提出了“技术+碳定价”的初步思路，并通过CGE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佐证这一思路能够兼顾经济增长与碳中和两个目标的约束。

最后，通过探讨绿色溢价为负值的含义，纳入对社会治理的分析，并最终提出“碳中和之路=技术+碳定价+社会治理”的公式。

正文总量寻峰：净碳排放108亿吨如何看待中国的碳排放问题，有历史和未来两个视角。

过去，我们经常强调中国当年排放量虽远超其他经济体，但欧、美工业化起步较早，积累的碳排放量也更大[2]。

而且从人均碳排数据看，中国是7.1吨/人，仍不足美国16.06吨的一半。

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对于各国协调应对碳中和目标时区分“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非常重要。

但是从着眼未来的角度看，历史视角对于实现中国自己既定的“30达峰、60中和”目标意义不大，更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抓住未来十年达峰“缓冲期”，以更多排放换取尽快发展。

尤其是从碳排放强度来看，中国过去几十年虽在主要经济体中下降最快，由于产业结构与欧美存在较大差异，碳排放强度目前仍约是欧洲的5倍、美国的3倍。

如果将未来十年的碳达峰之路理解为抓住“缓冲期”以实现累积排放、人均排放向美国对标，则后面三十年的中和之路将会压力巨大。

事实上，作为碳中和上半场的目标，碳达峰并不仅仅指碳排放量在某一年达到峰值，而是指净碳排放进入平台期并做好随后逐年下降所需要的一系列调整。

因此，“30达峰”目标的制定并不意味着未来十年可以自由排放，恰恰相反，在碳中和已然成为新的约束背景下，这个目标要求从现在开始改变思路、立刻行动，将眼光更多的朝向未来，尽早达峰、尽力降低峰值。

图表：碳排放总量对比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图表：欧美工业化起步早，累计碳排放量也更高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图表：中国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但仍高于欧美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图表：碳排放强度对比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图表：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超越欧盟，但不足美国一半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图表：随人均GDP提升，欧美人均碳排放量先增后降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图表：主要经济体产业结构（2018）资料来源：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图表：主要经济体碳排放来源（2018）资料来源：IEA，中金公司研究部聚焦未来，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碳排放峰值。

一是，现在到2030年的GDP增长路径。

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假设GDP从2020年到2035年实现翻番并且GDP增速由2019年[3]的6%匀速下降，可以得出2020-2030年GDP复合增速为5%。

二是，2030年相比于当下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

目前的权威说法是，203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5%以上。

另外，国务院近些年每年公布当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的下降幅度，比如2019年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48.1%。

“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碳排放强度下降18%的目标，假设“十五五”规划亦提出“18%”的下降目标，那么未来十年碳排放强度将会年均下降3.9%，最终得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可以实现较2005年下降66.5%。

基于上述有关未来GDP增长和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路径，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探讨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

首先需要解决基础的碳排放数据问题。

现有的碳排放量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BP和生态环境部的数据。

由于生态环境部数据不够连续，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和BP两个时间连续的数据库更适合做研究。

此外，2005年，三个数据库统计的碳排放量（未计入碳汇）分别为54、61、59.8亿吨:2014年，三个数据库统计的碳排放量分别为94.4、92.4、102.8亿吨[4]:2017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BP的统计碳排放量分别为93.4、93.0亿吨。

可见，近些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和BP数据库之间的数值差异显著缩窄，考虑到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包含29个行业的排放数据，便于进行结构分析和CGE模型模拟，因此我们最终使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进行分析。

图表：不同数据库的碳排放量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BP，生态环境部，中金公司研究部图表：碳排放强度年度降幅资料来源：发改委，生态环境部，中金公司研究部为了规避不同数据库早期碳排数据之间较大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选取2017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的碳排放量（93.4亿吨）作为测算基准。

并按照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两种情形分别测算2030年的峰值：1）基于2017年和2030年碳强度较2005年分别下降46%（官方统计）和65%（官方目标）:2）基于达峰前碳强度年均下降3.9%，即2030年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66.5%。

在这两种情形下，2030年碳排放将分别达到117亿吨和108亿吨。

考虑到2030年将有9.1亿吨农林碳汇[5]，我们预计2030年净排放达到108亿吨和99亿吨峰值。

由于情形2是基于“十五五”仍提出碳排放强度下降“18%”目标的额外假设，增加了测算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倾向采用情形1的测算结果，即108亿吨峰值。

另外，虽然我们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作为基准数据库，但为了评估测算不确定性的严重程度，我们用2019年的BP数据和2014年的官方数据采取同样逻辑进行测算，具体测算数值见下表。

图表：2030年达峰值（净排放）测算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BP，生态环境部，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图表：其它研究对2030年碳排放量峰值的估算资料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气候战略研究简报》，世界资源研究所，中金公司研究部关于测算不确定性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实际完成情况普遍要好于官方目标，例如，“十二五”规划的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为17%，最终实际下降了20%:2019年碳排放强度较2015年即已下降18.2%，提前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