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背后的阳谋：中国是怎样在逆境中化守为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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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重点工作的单独一条，这在历年来还是首次。

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之后只减不增。

碳中和是指排放的二氧化碳，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方式完全抵消，整体上实现“零排放”。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当前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承诺既展现出国际道义担当，又透露出自信和底气。

但曾经的中国，也由于碳排放压力而被西方针对，甚至工业化面临中断的厄运。

那中国是怎样化压力为动力，一步步化解被动，现在将绿色发展作为先手牌、主动牌的呢？2007年是默克尔第二次访问中国。

不同于第一次的和顺友好，这次访问，已经让她的中国同行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彼时的欧盟，正试图缔造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以巩固今日来之不易的繁荣盛景。

默克尔此访，就是借欧盟在绿色环保的优势地位，逼迫中国就范。

所以中国全力以赴，严阵以待。

那时，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过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在西方的压力共同承担，一致对外。

但就在2007年前后，39个切实被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岛国组成了岛国联盟，在应对气变的立场上同西方合流，造成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化。

在国际会议上，太平洋岛国图瓦卢代表的惊世一哭，赢得了无数的同情票这一波南北之间的攻防，由欧盟主导，站在人类存亡的道德制高点上，以碳排放剑指发展中国家，试图塑造未来的经济发展秩序。

这就是欧盟的阳谋。

可又不得不说的是，欧盟的碳排放约束，确实是一种披着光正外衣的阴损行为。

发展阶段是很难逾越的，和碳排放紧密相关的工业化更是如此。

以欧洲为首的发达国家们，由于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已经实现了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得以将耗能大、排放量大的产业进行转移，并从容进行能源转型。

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早期或者中期，不得不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重工业。

当前中国是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原因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工业第一大国，拥有很多排放量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企业。

但把碳排放总量放在历史上来看，实际上美欧等西方国家，排放总量远大于当前的发展中国家。

现在他们却高举着环保的名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指责，企图对逐渐富起来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二次收割。

当时的方案，是对未来碳排放进行硬性的指标配置。

27个发达国家获得未来碳排放总量的44%，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分配剩下的56%。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55亿，而发达国家是11亿。

处于工业化早期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今后的排放量肯定要远大于发达国家。

而发达国家的这种方案，意味着今后55亿人除了承受高强度劳动、环境污染的痛苦，还要向发达国家交“碳排放税”。

大洋彼岸的中国，只能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迎接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

已成立10年之久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迅速升格，成为国家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领导小组，组长由原来的发改委主任升格至国务院总理。

小组机制纳入了国务院的29个部门的部长，接连召开国务院级别的最高会议，可谓满负荷运转。

2007年7月9日召开会议2007年7月11日召开会议从这些旧日新闻中，即可感到我们的重视和紧张。

默克尔来访前，算准了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离不开广大的欧洲市场，想让中国人在压力面前屈服。

但中国总理却无比坚定，在发展权面前丝毫不让。

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将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银行业发达的欧洲被整个拖下水，整个欧盟由盛转衰，经济开始走向没落，自此，欧盟再无“改变全球秩序”的雄心和实力。

最终，默克尔就不得不低下她那傲慢的头颅，伸出了求和的橄榄枝，并开始一点一点往中国卖核心技术……在欧盟衰落之后，“碳排放”、“气候大会”等关键词开始掉出“热搜”，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弱。

就在碳排放走向式微之时，中国却接了棒，扛起了这面道德制高点的大旗。

从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性议题开始，中国就一直肯定限制碳排放的重要性，同时，我们没有掉进美欧的预设阵地，坚持“共同但有区别”原则，认为所有国家共担责任，但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且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加强能力建设。

此中庸之道，既在欧美国家前维持了完美的环保形象，同时又大力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这两头的情谊，为我们未来的挪腾奠定了良好基础。

08年大基建之后，中国开始一系列产业升级。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我们从过去将环保单纯看成发展的成本，到现在将绿色发展作为经济转型的着力点。

与此同时，节能减排是中国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进发的一个契机。

毕竟，当前我们已经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已经有资本、有实力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