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12月10日在深圳的最新演讲（全文）(张五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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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知名經濟學家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在深圳的講話各位朋友，幾天前我度過了八十四歲的生日。

六十年前，快二十四歲，我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讀本科。

中學沒有讀好，可幸當年美國的公立大學一般對超齡學生的取錄較為寬容。

我當然知道自己需要拼搏了。

六十年是一個甲子，能在一門學問上拼搏那麼久而還維持有可觀狀態的人應該不多吧。

少年時，因為讀書失意，我在父親的香港商店工作了三年，再到加拿大混了兩年，才進入大學。

超齡六歲，但比同學們多知世事，學經濟我算是帶藝求師了。

沒有聽過有其他學子比我幸運。

從加大本科到芝大博士後的十個年頭，二十世紀下半部的約三掌之數的經濟學大師我差不多都認識，其中八個喜歡指導我，而我是個中國人。

說是種族歧視沒有錯，但那是倒轉過來的。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正式出道，到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只三個月他們無端端地升我為正教授。

讀本科我讓同學先起步六年，但升為正教授卻比同事快了十二年。

這不奇。

奇怪的是際遇：能結交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近於所有的經濟學大師的，我是最年輕的一個，而當新制度經濟學興起之際，我是站在正中心的人。

不是說最重要的是我，但搞起這思想範疇的幾位參與者中，我是唯一的阿爾欽的入室弟子。

不懂阿爾欽，競爭這個重要理念的掌握免不了要弱一點了。

做學問要把生命押上去比我厲害的人不少。

比較特別的——可能只我一個——是從一九六九年進入華大開始，我決定不再讀他家的作品。

我認為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有獨自思考的時候，而獨自思考時最好不讀。

不讀他家不是說我不知道他家。

經濟學的發展有什麼風吹草動，同事之間總會提及，或問我意見。

我通常的回應是：蠢到死！這可能是楊小凱說我的人際關係搞得不好的原因。

但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大師喜歡教我呢？從五九到六九的十年寒窗苦讀我讀得通透，之後決定不再讀是因為六九年回港度假，考查工廠與市場，發覺十之八九的現象我沒有解釋。

華大的幾位同事與系主任諾斯皆贊同我的不讀的取向。

他們認為經濟學的理論到處都是廢物，說我是他們知道的能把這門學問大事改革的唯一人選。

不是那麼容易的工程。

好比《經濟解釋》這個書名我早在一九七三年就提出，但認為要累積對世事的觀察，一九八九才開始動筆，寫了一章，因為母親的病而停筆。

二〇〇〇年繼續，二〇〇三年成三卷，跟著的小修大修多次，從三卷變成四卷到今天出版的五卷。

從二〇〇〇年算起是二十年，從一九八九年算是三十一年，從一九七三年開始推敲算是四十七年。

沒有選擇，做學問就是要這樣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

思想傳世是唯一準則上蒼的幫忙當然重要。

回想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跟經濟思想史大師施蒂格勒討論，他說一個經濟學者在創作上能見到一個峰不容易，能見到兩個峰近於不可能。

一般的經濟學者，不管在大名學報發表過多少文章，皆無峰可言。

我出道時的《佃農理論》與跟著的一系列關於合約的文章，加起來算是一個峰了。

起碼諾斯、巴澤爾等人是這樣說——諾斯說我是華盛頓經濟學派的創始人。

那算是有一家之言了。

上世紀八十年**始我轉用中文動筆，加上中國的觀察，是比昔日的同事多看了一個世界，到最近完工的五卷《經濟解釋》應該是另一個峰。

這是際遇使然。

可惜西方的朋友不懂中文，沒有機會讀到我這套重達五斤的作品。

從我當年受到的教誨衡量，走思想創作的路，論成敗，不要從文章發表的多少或學報的高下或被引用多少這些方面看。

唯一可靠的的衡量準則，是作者的思想能否經得起時日的蹂躪。

當年指導我的老師是這樣看的。

思想能傳世三十年算是了不起，五十年還在則是經典了。

我的《佃農理論》是五十二年前寫好的，今天還在。